當代看似進步與平和，但「戰爭」並沒有因此消失，很多時候它以更隱微與潛在的形貌，持續地影響著歷史書寫的面向。有著輕便、流動力強等因素，影像因此成為最好的戰場工具之一。然，影像與歷史的合作通常是虛妄與狡狎的，魔幻的影像與邏輯的書寫本質上相互衝突，只能做為彼此的陰影，但卻又經常翻身逃逸且試圖取代對方。此展三位藝術家們所致力的正是以不同方式來談論此謂「逃逸」與「翻轉」，而另闢蹊徑。

藝術家 Adam Broomberg & Oliver Chanarin 早期作品 Afterlife (2009)是對一組真正的戰地攝影之重新詮釋。一系列攝影紀錄下 11 位蒙眼者被槍決的場景，藝術家則將照片重新編排且生產一系列拼貼作品，並貼切但又諷刺地以「來生（afterlife）」做為其題稱。戰爭影像中的「恐怖敘事」被拿掉後，一連串行刑者與受刑者分別獨立的影像拼貼，是否看起來相對輕快而如同跳舞般演繹著死亡？做為被角色佔據的空白，更像是歷史舞台的本來面貌：空無且透明。

藍仲軒的「神、女神、三位一體」系列作品也是明顯反圖像的，或者更精確地講，是偶像破壞的（iconoclastic）女神不美了，英雄的面孔也無法辨識，取而代之的是一張張到不了、回不去的紅色海棠。在古希羅時代被用以象徵、指涉「死亡」的拉丁字母θ，掩蓋了鄧麗君全部面容，畫面充斥著不祥意味。只是，這裡的死亡，是往復循環的，是向死而生的，是一種典型的黨/政/教合一（三位一體）之國家信仰，即「不死（imortal）」。

吳鼎的作品並不以外部力量以破壞圖像/偶像（icon），其本身即佔據著影像與文字的破口，體現出影像與文字關係的膠著與依存之衝突關係，即介於不可說與不可想像之間，那文字與影像都失效的真空地帶（落差）。吳鼎以慣常的冷靜語調，將總是以為可以朝向美好未來的直線歷史，扭曲並改變路徑，或許也刺穿了另外兩位參展藝術家的作品，將我們拉回往復且循環的深淵，並在格線與規範中座標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