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出生于1970年代之前的很多当代艺术家在思想观念的深处，都受到“社会学”理论的启发而注重揭示现代政治和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其艺术观念延续了1960年代以来欧美的“当代艺术”思想的基本方式，然而在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批判力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中逐渐失去了其合法性的身份，并逐渐沦为一种庸俗的、可被模仿的符号和图式；那么生于1980年代的艺术家群体则是更警惕于讨论政治、资本和权力模式的问题，也许正是这一历史经验的缺失，使这些青年艺术家相较而言并不关注描述一种集体主义的生命经验和公共诉求，而是更为注重一种直觉性的情感经验。

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经验中相对缺乏一种对历史的感知，应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从政治生活向经济生活的转向相关，完整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图景，正在为破碎的、物质主义的现实困境所消解。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能够通过新闻媒体，通过阅读触碰到一些局部的对抗，但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确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精疲力竭，并且现实的困境使我们很可能选择无视这些复杂的不安，而回到工作室中专注于面对自己的创作。应该说，至少现在看来，生于1980年代的艺术家群体，在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于知识经验的敏感与自觉：尽管我们很难在这些创作中发现艺术家“强烈自我意识”的存在，但影响其创作观念的知识谱系，正是隐藏在这些看似源于模仿的视觉图像的背后。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创作无关于政治和历史学的叙事，但也许正是未来“景观社会”的一种预演和真实写照，只是我们自身知识能力的局限以至于我们尚未觉察而已。我想我们在归纳生于1980年代的艺术家群体的创作观念时，最后还应该注意到，前辈艺术家反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在这些青年艺术家的感知中已经相对模糊，甚至说他们并不过于关注这种艺术语言和观念的出处，而是更强调一种直接接纳的困难与否。显然这是一种更为开放而清醒的认知，因此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就不会陷入到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之中，而是能够很积极地借用整个艺术世界的思想资源和语言方式整合自我。

与此同时，伴随着近两年中国经济环境的困顿，通过艺术创作实现个人经济能力和财富迅速增长的神话正在悄然破灭，尽管有很多青年艺术家仍然抱有类似的幻想。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有赖于最基本的经济能力的支撑，在面对中国经济和艺术市场环境的困难时，又会显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其中有很多复杂的感受显然透露着不安和困惑。我们在批评这些创作的精神力度匮乏之时，是否还应想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仍无法从现实、世俗的经济生活的困顿中释放出来，文化的“理想主义”、思想的“激进主义”已经消逝。就像阿多诺要求艺术要在自律领域内休眠，这样艺术在没有任何功能时就发挥了其最大的批判功能一样，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思想贫瘠的文化境遇之中，这些艺术家与日常生活的时间共处同一维度。这些青年艺术家同样会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怀疑自己的能力，还有就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不信任乃至于妥协。但由于这些艺术家的思想经验仍然有限，因此其对于现实生活的体验基本上仍是一种想象性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是，自己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太多保护，只能仰赖于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不懈。

我想这种困扰潜在于几乎所有青年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之中，只是我们仅能在某些细微的局部才能察觉得出而已。毋庸置疑，生于1980年代的这些青年艺术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仍是源于一种自我探索的张力，创作还是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愉悦和改变，也在塑造着他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也在昭示着中国当代艺术在未来的一个新的形态。这里我不禁又回想起阿多诺的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抒情诗是野蛮的”：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反省和修正自我。青衿计划策展人   魏祥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