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格尔尤库勒、斯内菲斯尤库勒、索罗海玛尤库勒”

—— Katie Paterson

冰岛三块冰川的声音，被灌入三张特制唱片。这三张特制唱片分别是用这三块冰川的融水浇铸冷冻而成。唱片被放在三台唱机上播放，直到它们完全融化。仅仅播放过一次的三张唱片现在以三支数字影片的形式存在着。三台唱机一同开始播放，在开始的十分钟内，当唱针描摹着唱片轨道，每座冰川的声音都与冰唱片自身发出的声响时而融合时而分离。当唱针跑完最后的一圈，彻底融化的唱片已经整整播放了两个小时。

正如平凡的灯泡和手机暗含着生与死、距离与联系的重大概念，作品《郎格尔尤库勒、斯内菲斯尤库勒、索罗海玛尤库勒(Langjökull, Snæfellsjökull,Solheimajökull)》（2007）中的普通唱机释出了与遥远壮丽的景观之间形成的关联。从冰岛冰川采集而来的融水，被制成冰唱片，并灌入了在地录制的涓流涌泉之声。唱片包含了保真的承诺，但当它们被播放时，它们晶莹的表面与录下的水声相互介入，使我们同时听到了来自远方冰川消融的声音和眼前播放的唱片自身的律动，如同绘制着具象与抽象交角的画作。作品《郎格尔尤库勒、斯内菲斯尤库勒、索罗海玛尤库勒(Langjökull, Snæfellsjökull,Solheimajökull)》以三频录像装置的方式呈现，它融合了截然不同的时间系统——旅人踏足冰川的人类时间及冰川存续久远的地理时间，它们共同存在于这三张唱片播放并融化的两个小时中。Paterson的作品主题浩渺广大，她的创作过程也相应地野心勃勃。然而她亦掌握了一种敏感性，这种敏感性保留了人类对于自然宏大所产生的诗性，却不轻易屈从于其形而上学的重压。


▼“AK47 vs. M16”

——螺旋桨小组

《AK47 vs M16》（2015）是螺旋桨小组（TPG）从2014年开始着手的项目，起因是他们对冲突当中两股对抗的力量越来越感兴趣。

小组成员Tuan解释道：“这个项目从两颗相撞的子弹得到了启发，我们在美国内战的战场旧址上发现了它们。”此时小组着迷于一个问题，即“那两颗子弹的相撞意味着什么，把这个想法延伸到冷战时期使用的枪支上又意味着什么？”

由弹道专家监督，在一个高度可控的环境中，一支AK47和一支M16自动突击步枪被相对放置，同时扣动它们的扳机，子弹射进一块凝胶隔挡。该隔挡是为弹道测试特制的，仿造人体组织的密度，并且有能力捕捉到零点几秒之内的冲击与碰撞，艺术家们称其为“一刻的僵持……如同一个凝固的画面。”这件独一无二的“雕塑”内含两颗子弹相撞的瞬间，以及以每秒20,000帧的速度拍摄的影像。

《AK47 vs M16》是与堪萨斯城大艺术馆合作的项目，该作品亦参加了56届威尼斯双年展，并且在2015年以独立装置的形式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艺术馆展出。作品源于小组开始探究越战中美国与越南使用的两种主要步枪——M16和AK47——的诞生，及它们如何体现了更大范畴内东/ 西方文化及社会二元对立。《AK47 vs M16》创造了一种视觉呈现，凸显了由越战和冷战主导的政治社会权力斗争，亦对现今相互冲突的对立形态做出了回应。

螺旋桨小组（TPG）是一个活跃在胡志明市的艺术家合作组织，2006年由Phunam，Matt Lucero，及Tuan Andrew Nguyen成立，他们常常关注与越南相关的政治社会议题，触及其纷扰的历史及这个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的资本主义。他们的项目复杂精妙，常采用非传统艺术材料和手段，目的就是为了瓦解并重塑文化生产。他们解释道，“我们喜欢玩。我们将自己与不同的文化生产者统一起来。我们享受着进入社会大怪物的内部并被其消化的过程，社会大怪物指的是电视、广告或是流行文化的各种呈现方式。”


▼“195806”

——冯梦波

据百度百科，1967 年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度量衡大会对秒的定义是：铯——133的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阶间跃迁对应辐射的 9,192,631,770 个周期的持续时间。这个定义提到的铯原子必须在绝对零度时是静止的，而且在地面上的环境是零磁场时间是哲学概念，时间是不存在的。哲学上，时间是抽象概念，表达事物的生灭排列。其内涵是无尽永前，其外延是一切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无尽”指时间没有起始和终结，“永前”指时间的增量总是正数。同时，时间也不可能被暂停和逆转。从广义上讲：时间是决定个体事物性质的抽象概念。

我收藏好多教学挂图。有一类关于原子弹的尤其吸引我。

中国对于原子弹的态度曾经是矛盾的。如果中国原子弹的元点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中国西部的戈壁滩罗布泊，之前是反对人类拥有原子弹的，但是又不反对苏联可以用原子弹抗衡美国。

基于《居民防御原子武器常识挂图》，我做了这个电影，题为《195809》，取自其出版日期。抛开图像本身，我也很感兴趣这套图画是怎样把苏联的图像本土化的，这基本就是中国现代美术史。

这个电影仅选用了挂图中的几帧画面，把白昼变为黑夜。虽然每两帧图之间过渡只有四分钟，但是对于观众而言也许漫长难耐，隐蔽在阴影里的人物一睡不醒，田垄上甩倒的自行车链条早已停止转动，远处的烟囱还在冒着黑烟。镜头前的雨水徒劳地冲刷着一切，泥土芳香无比。

花了好久去为它做音乐。年初偶然发现我一直迷恋的声音是从一台叫Buchla的合成器发出来的，好像外星人透过短波收音机发来的神秘讯息。这个机器从1974年以后就找不到了，直到去年复刻成功。这个音轨大都是我用这台合成器制造的，除了心跳声取自平克•弗洛伊德的《月球的阴暗面》还有《未来世界》（1976 年出品，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科幻片）的开篇曲。

1999 年，在世纪末的悲观情绪影响下，我画了一批画题为《最后的三分钟》，是从 96 年第一次读《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保尔•戴维斯）一书的感想。人类及其文明终将毁灭，这个观点对我个人意义重大。美得令人难以自持的一切书法绘画和音乐都将毁于一旦，这太牛逼了！

终有一天，最后一个人可以见证世界的毁灭，而宇宙（狭义的）还可以存在下去，又回到时间的命题了。


▼“我摸到了上帝的声音”

——（节选自RMCA《这里没有问题》展览序言，大卫•艾略特 特著，2015）

在沈少民的装置艺术《我摸到了上帝的声音》（2012）中，凸显了人类的那种为追求少数人的短暂荣光而牺牲所有人的长期存活的狂妄蠢行。这件作品采用了一个展现悖论的荒诞标题：声音，作为声响，是不可能如此触碰的。然而，在这个例子中，沈少民开始着手去让‚上帝的声音‛变得可触可知而解决了这个从推理来看并不存在的问题：他将《圣经▪启示录》中的段落翻译成盲文点字，镌刻在中国第一架航天火箭的金属残骸断片表面，这些残骸如同石柱或墓碑一般。在配合播放的视频中，一个盲妇人正在把这些语句大声地阅读出来，她的手指摸索触碰着飞船残骸柱体表面上的盲文点字。这些残骸断片来自的航天火箭名为“神舟”，而“神舟”意味着“上帝之舟”，这是一艘沈少民在此重新制造的飞船，它用来传达关于惩罚与毁灭世界的上帝圣言。

因此，《我摸到了上帝的声音》展现了这么一个存在于任何传统时间观念之外的场景，在其中，《圣经▪启示录》中关于令人恐惧的灭绝一切的段落孤立于一个荒凉的月球表面，而似乎在很久之前，有一架飞船曾在那里坠毁，如今仅留下残骸。“面对宇宙的人类就像盲人”，沈少民解释道，“人类沉浸在征服、占有、入侵外界的自我想象中，心中充满骄傲和疯狂”。人类试图控制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但这种情形却远远不是良好。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盲目，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自负与愚昧是如何地促使我们走向衰亡。沈少民在此创造了在盲目与洞察之间的变换典范，既可能是在谈论今天的中国，也可能指向任何其他‚成功的强大国家。


▼抚摸父亲

——宋冬

“第一次抚摸父亲 1997 当我用影像的手抚摸他的时候，他在抽烟。出乎我的预料，他一直看着我抚摸他的“手”，他脱掉了夹克，之后又脱掉了衬衫、背心，每一次脱掉后都拘谨地恢复成原来的坐姿，最后赤背承接着我抚摸他的手⋯⋯”

“第二次抚摸父亲 2002 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才敢用我的真手去抚摸他的身体，但这时的他已感觉不到，我感觉到的是他冰凉的身体，还有我同样冰凉的心，以及永远无法抹去的遗憾和深深的悲伤⋯⋯我用录像记录了这次抚摸，但永远的悲伤让我不能看这个录像，这次抚摸就永远地封在录像带中，永不打开。”

“第三次抚摸父亲 2002／2011录像中的父亲正在教我姐姐的女儿朱墨如何玩他小时候的陀螺游戏，这是他去世前我们家最后一次的全家录像，而这次恰恰是在太庙。父亲去世后，思念一直驱使着我再次的去抚摸他，但他不在了，只留下了他的影像。艺术又一次给了我抚摸他的机会，我要抚摸倒映在水中的父亲，但等了内心煎熬的八年才有勇气面对父亲的影像，而这次抚摸太难太难⋯⋯”

我记事儿的时候对我父亲最深的印象是在照片里,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在一群人中间站着。他给我最初的记忆是影像中的他。我知道他总是出差，我又在幼儿园整托，我们很难得真正的见面。我记得在六十年代末，我父亲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一走就是很久很久，我母亲曾带着我们姐弟俩儿去湖北干校看望他，我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时他已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对那时在五七干校的记忆十分模糊，我只记得“炎热的天”，“名叫小黄的狗”和去看露天电影必须迈过的“一条大沟”。我对父亲的形象记忆也只剩下“穿着黄色的抗美援朝军装”和“有着胡须扎人的脸”，我知道他从没有当过军人，可我还是感到一丝的惧怕。那时候，军人象征着敬仰和威严。我知道他很爱我，我的脸被他有胡须的脸扎到时，我能感到温暖、爱和疼，我的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今日。我在七三年的某天，我看到父亲从胡同口向我走来，我没有迎上去，而是掉头跑回家。我知道是喜悦和惧怕同时在作用着，我父亲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知道接下来是作为儿子的我对他的无限崇拜。我听他给我讲很多的故事，我玩儿他亲自给我做的各种玩具和木制刀枪。我觉得他什么都会做，我也努力地学他的样子做事，我仍然有一丝惧怕，我知道这里有陌生也有敬仰，他是我心中的权威和偶像。我在这不知不觉中长大了，我的感受也发生了大的改变。我认为他说的都不对，我的主意越来越大，我认为我们有很深的代沟，我还是有一丝惧怕，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他在我的面前从没有失掉过做父亲的威严。我一旦与他发生分歧和冲突，我马上就成为了英雄小八路——“一声不吭”，我独往独行。

1996年当我三十而立之时，我做了一件名为“三十不立”的作品，那时让我母亲讲我出生后每年的事儿，我用毛笔沾水将这些事记下来，再加上我的三十年记忆，一共写了三十摞纸。但我并没有向我父亲问过一个字，我知道虽然我是我行我素，但我对父亲的威严仍然敬畏，父为子纲仍为中国家庭论理的中心，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1997年我去了柏林，不同的语言和环境，让我安静而思乡，尤其是对家庭的思念。我反思了很多我与父亲的交流，我发现父亲说的好多事都有他的道理，我渐渐地对他又有了往日的敬仰。我想表达我的爱, 我很多时候想去用我的手去抚摸他，我知道做这件事是十分困难的，我也知道这在父子之间也有一道鸿沟。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用那“看得见摸不着”影像，我将我正在抚摸空气的手的录像，用录像投影机投射到我父亲的身上，我用我的这只虚像的“手”抚摸我父亲。我父亲接受了我的这只 “手”，我得到一种复杂而丰富的感受，我知道这是说不清的，我也知道我父亲也在这“复杂”的感受之中。我们俩没说任何话，我知道我的“看得见摸不着”的手在抚平那看不见的沟，我真的感受到了艺术给我的力量，我非常感谢那个叫“艺术”的东西。

“抚摸父亲”之后,我知道虽然我们还有很深的代沟，但在这个代沟之上已建立了一座桥梁，我们双方都在努力地沟通，我们不再用自己的观点去限制对方，我们也都有我们独立的生活方式，我父亲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我的选择，但他对我说：“你已长大成人，我的意见只是参考，你的选择应由你自己定。”他之前总是用“你应该”“你不能”这样的命令词汇，而后来总是用“我建议”“我保留意见，你决定”的商议词汇所代替。我很感动，我感到了父亲的力量。

“抚摸父亲”成为了我和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虽然在之后的14年中从未展出过，但它开启了艺术进入我家庭生活的大门，并成为了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成为了我与我父亲的关系进入新纪元的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