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开馆的重要展览之一,《初见——费利斯·比托1860之中国影像》展览自9月16日首次开展以来,因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早期珍贵影像而广受前来观展市民的喜爱与好评。费利斯·比托是全球最早的意大利籍战地摄影师之一,也是最早来到亚洲和中国拍摄的摄影家之一。1860年3月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自香港开始拍摄下了正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国。谢子龙先生个人斥巨资收购这批珍贵影像,使其成为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珍贵馆藏。为了让更多观众感受费利斯·比托镜头下影像作品的魅力,《初见——费利斯·比托1860之中国影像》将续展至2018年1月21日,续展仍将展出著名摄影师费利斯·比托本人亲手制作的57张蛋白影像艺术作品,包含了1860年的《香港九龙半岛全景》及世界上第一张大清皇室成员的照片《恭亲王奕訢》等颇具历史价值的珍贵作品。
菲利斯·比托年表
1832年,比托出生于威尼斯
1844年,全家搬到伊斯坦布尔
1853年,比托和英国摄影师詹姆斯·罗伯森在伊斯坦布尔开设了一家摄影室
1856年,比托跟随英国军队拍摄了克里米亚战争
1858年2月,比托拍摄了印度北部在1857年印度反英起义后的场景
1860年2月26日,比托随远征军陆军司令克灵顿于从加尔各答登船前往中国
1860年3月13日,比托到达香港
1860年6月,比托拍摄了大连(旅顺)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第一张照片
1860年8月,比托拍摄了英法联军攻占的北塘炮台、塘沽炮台照片
1860年8月21日,大沽口炮台陷落,比托拍摄了大沽口炮台陷落后的照片
1860年9月21日,比托拍摄北京境内第一张照片-八里桥
1860年11月2日,比托拍摄了清朝皇家成员的第一张照片-恭亲王肖像
1860年11月,比托拍摄了紫禁城的第一张照片-故宫午门
1863年7月,比托到达日本横滨
1864年,比托拍摄日本下关战争
1871年,比托拍摄朝美战争
1885年,比托拍摄苏丹起义
1886年,比托拍摄了缅甸兵变
1894年,比托在缅甸曼德勒开设摄影馆
1909年1月29日,比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去世
与我们有关的影像记忆
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收藏一个记忆的世界,是我的初衷。在我创作湘西土家族的茅古斯题材的影像作品时,我深切地体会到,能让记忆与消失相抗争的最大力量来自于影像。影像记忆的意义对于我就变得不同了。一个人的记忆是小世界,一个民族的记忆才是大世界。我开始关注民族的记忆。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家,曾饱经战争沧桑,国人苦痛,对国力强大,国运强盛的期待之心,尤为迫切。所幸我们今天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一个伟大的强国梦正逐步实现,我们正朝着中华复兴之道路前进,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繁荣崛起。我们这个民族坚韧不屈、奋发向上的力量,正是源自我们所历经的苦难与磨砺,那些深刻与沉痛的,不能成为渐渐远去的记忆,应当时时警醒、时时被唤起,影像,将是我们记忆最好的载体。
影像虽然是静止的,其纪录的内容却是非常丰富,苏珊·桑塔格曾说:拍摄照片不仅是为了表明什么东西值得尊崇,还在于揭示什么东西需要正视、令人痛惜,以及需要治理。正视是态度,痛惜是感受,治理是行动。如果什么影像让我感受至深,那一定是这套菲利斯·比托这套《战争与影像》相册了。1860年,菲利斯·比托带着相机,跟随着英法联军进入中国,比托在《北京条约》签订后,拍下了恭亲王奕的肖像。从小处看,我们看到恭亲王的无奈与愁苦;从大处看,那张肖像记录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民族的伤痛,这是个人与民族记忆的结合。比托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随军记者,记录下了北塘炮台的、塘沽炮台、大沽炮台的战后情形,上百年的蛋白照片,还有多张接片成的长卷,黑白灰细节完美,图像清晰。一方面惊叹比托高超的摄影技术,另一方面我们也见到了冷兵器与枪炮对恃的残酷。战争机器碾压后的中国土地上,留下的是西方列强炫耀张扬的影像。这57张蛋白照片,还记录了北京城内颐和园、北海、雍和宫等多处影像。这是最早的北京的影像。这套相册中许多的“初见”,战争影像、北京影像、香港影像、影像长卷等等,是中国影像历史开端的一套重要作品,我把它收藏到影像艺术中心。比托当时拍摄这套照片,也许没有想到在今天的价值,我们尊重其艺术价值,也要正视其历史价值。我们更要研究影像带来的社会变革,以及影像背后给我们整个民族带来的警醒与启示。昔日的民族之屈辱、今日的国家之强大,可叹,可喜,可反思,可希冀。
有人说所有历史遗存的文本,论雄辩无过于影像,唯余影像。影像艺术馆固然要把那些民族的记忆都收藏进来,那是我们给予艺术的尊崇。影像艺术馆更要去研究这些收藏,那是与我们有关的影像记忆,要时时被唤醒。
谢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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