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家金沙：一个魔幻的制造者
文/Julie M. Segraves
金沙，1968年出生于北京，从小就梦想能成为一名艺术家。他从10岁开始学习中国传统绘画，很快就表现出了优异的天赋。1984年，进入了一所专业的艺术学校，开始接受艺术造型训练，为自己今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基础。
1988年，金沙考入久负盛名的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主修中国绘画，得到蒋采萍、胡勃、田黎明、贾又福等中国水墨名师的指导。美院学习阶段，他被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urer），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深深的吸引，开始对西方的的油画和坦培拉的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大师诸如活跃于五代十国时期的顾闳中（937–975），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明朝艺术创新者仇英（1494? – 1552）等艺术家的技法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多年之后，这段经历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也是金沙特别感兴趣的艺术家。郎世宁作为清朝宫廷绘画的关键人物，保持了西方线性透视法和明暗法的基本特征，融合欧洲画法以及传统中国绘画的媒介、样式，将西式现实主义和传统的中国笔法融为一体。
金沙之所以对文艺复兴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当代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某些共同的社会特征，比如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重大变革，富人阶层的迅速崛起以及消费膨胀、物欲贪婪和文化衰退等现象，这些现象在跨越几个世纪后的当代中国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和当今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激发两个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艺术家们创造出各自独特的、具有开创性的艺术作品。
工笔绘画运用精细的线条和层层的彩墨晕染来达到精致高雅的质感特性，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保守，最难掌握的绘画技巧。金沙将工笔画的技巧与线性透视法、三维空间模拟等现实主义绘画技法的融合完美地体现在传统绢本上。以其独特的方式和丰富的想象力去掉了人物的原有的面孔和部分肢体，只保留画中人物的衣饰，让观者自行想象填充，表达对当今现实的思考。他的作品是中国创新艺术的重要代表，展示了艺术家无可挑剔的标志性风格。
金沙以一幅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501年所作的A Portrait of Doge Leonardo Loredan（《罗雷丹总督像》）作为灵感进行创作。原作描绘了当时一位显要的威尼斯政府官员，贝利尼巧妙地体现了总督高贵的官阶和地位，生动地捕捉了他的个性和本质。这位总督稍微侧着身，穿着华丽的官服，背后是蓝色的背景，身前是一个木质平台，把观者和画中人从空间上隔开。
贝利尼原作与金沙的作品都不遗余力地刻画了总督金丝银线的织锦外套和帽子。不同的是金沙去除了总督的身体，把他画成了一副只有衣冠的空壳。使人联想到，即使是衣冠如此华丽的总督，一旦没了躯体，也就没有什么个性或者威严可言。画面中，一只烟斗悬在总督面前，而这只著名的烟斗来自于大家熟知的雷尼•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表面所见到的并不一定是现实。。。金沙的作品以这种方式，让观者不仅对原作中总督的实际权利和权威产生怀疑，同时，也开始质疑当今社会官员的权威。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著名的大师皮埃罗•德拉•弗兰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于1472年所作的《乌尔比诺公爵夫妇像》 （Duchess and Duke of Urbino）被金沙以超群的工笔水墨的方式进行了多重角度的诠释。其中两幅还采用传统的中国团扇形式，使得这种诠释更具中国式的传统韵味。
事实上，这位公爵是15世纪一个臭名昭著的雇佣兵指挥官，他把得来的不义之财运用到对艺术和文化的热忱中。原作中公爵夫妇威严且具有神圣感的侧面肖像，在金沙的画面中变成了空荡荡的、编织精致的丝绸衣饰和珠宝，诱惑与欲望物化成烟斗与玫瑰悬垂在公爵夫妇面前。
背景虽然依旧是公爵夫妇所掌控的土地，但原有的美丽田园景色转换成了以暗灰色调描绘的运河以及正在下沉的船只和喷薄废气的火山。显然，金沙和皮埃罗的版本采用了不同的媒介和手法，却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的担忧：人类的堕落和贪婪。
传奇般的莱奥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具才华的艺术家。现今被认为出自其手的绘画作品仅有17幅，“吉內薇拉•班琪”（Ginevra de' Benci）是达芬奇为主人公婚前创作的木版油画肖像。
这位在莱奥纳多原作中傲慢无礼的佛罗伦萨女人在金沙的作品中被去掉了头发和面容，仅剩下她简单的衣装。象征着诱惑的苹果在贵妇眼前摇摆，她的双唇被象征着爱的红玫瑰所取代。历史上，人们认为这个女人饱受爱情的痛苦折磨。画面中，这位贵妇被一层薄雾和尖锐的刺柏所环绕，神秘而尖刻，几个世纪以来，曾引起了人们的无数猜测。所不同是金沙在这件作品的背景中特别加入备受传统中国文人所青睐的太湖石，这也为画中的主人公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
莱奥纳多的另一幅肖像画--《美丽的费隆妮叶夫人》（La Belle Ferronnière），画中主人公身份至今仍备受争议。人们认为这幅肖像是莱奥纳多在搬到佛罗伦萨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工作之后所作，主人公很可能是他的情人。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画中的主人公是贝阿特丽斯•厄斯特（Beatrice d’Este），并且是莱奥纳多在她嫁给斯福尔扎之后完成的。但无论主人公的具体身份如何，很显然她是一位显贵的年轻女士，是米兰上层社会的重要成员。
在原作中，莱奥纳多为这个不知名的女人画了3/4侧面像，但是画中的她却直视着观画人。从她装饰华贵的礼服，精致的项链和珠宝头饰上不难看出她的富有和尊贵。莱奥纳多用深色的背景映衬了主人公深红的礼服，苍白的皮肤和她令人难忘的眼神。
金沙在画作中去除了女人颇具吸引力的身体特征，只剩下她空荡荡的红色礼服和华贵的头饰在深色背景之上。在这位漂亮的年轻女人嘴唇的位置上，悬浮着的一只鲜艳欲滴、象征爱和激情的红玫瑰，伪装成丝带的蛇和被切开的苹果，都无不暗示了无论她到底是谁都曾经被诱惑，或许是因为贪婪，或许是因为爱。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著名的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木版蛋彩画，The Annunciation（《受胎告知》）描绘了著名的圣经故事，天使长加百列（Gabriel）告诉童女玛利亚（Mary），她已获选受胎，即将生子耶稣。作品中人物的身体呈现了三维空间模拟的效果，玛利亚持站姿，而天使恭敬地跪立其下。玛利亚右手边的书架和加百列手中象征童女玛利亚纯洁的白百合，都呈现出了纯真、圣洁之意。透过玛利亚和加百列身后敞开的门可以看到远处美丽的景观。
金沙则去除了波提切利作品中心的树，把静谧的风景转变成了战争的场景；采用暗灰色调描绘出飞机正飞越燃烧着的高山和受到损毁的建筑物。一只象征着诱惑的苹果悬在天使长和玛利亚之间，以这个引人深思的形象暗示了欲望、贪婪与灾难。
波提切利的另一幅作品，为Simonetta Vespucci（西蒙内塔•韦斯普奇）创作的著名肖像画是金沙另一幅作品的来源。西蒙内塔•韦斯普奇也被爱称为美丽的斯普奇（la bella Simonetta）。这位热那亚贵妇被认为是当时最美丽的女人，在15岁的年纪便嫁给了富有的马可•韦斯普奇（Marco Vespucci）。韦斯普奇家族在佛罗伦萨颇有根基，与强大富有的美第奇家族往来密切。
波提切利和其他当时的著名艺术家都喜爱描绘西蒙内塔微红的金发映衬下的脸庞。所有她的肖像都是一个世俗中的玛利亚形象—美丽却不可及。不幸的是，美丽的西蒙内塔没能逃脱红颜薄命的诅咒，在23岁时便感染肺结核香消玉殒了。
波提切利和金沙都以敞开的窗子作为西蒙内塔的背景，但这次，原作中方形的画面被中国传统的圆形团扇所取代。金沙以彩墨替代了蛋彩，依照波提切利的原作描绘了西蒙内塔的裙装和发型，但却故意漏掉了她美丽的脸庞，没有专注于表现西蒙内塔外在的形体之美，而是尽现了她内在的精神魅力。画中以透明的中国式的竹帘巧妙地把西蒙内塔与外界，或许是与她的丈夫隔绝开来，象征了人世间反复无常的甚至是危险的男女关系。
15世纪的Primavera（《春》），又叫Allegory of Spring（《春的寓言》）是波提切利众多的神话题材作品之一，是波提切利为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的堂兄弟洛伦佐•迪•皮尔法兰斯科•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 Medici）而作。时至今日，对这幅画的解读仍充满争议。然而，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维纳斯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代表着仁爱和保护人类的慷慨善意。波提切利让她站在一片草地上，左右簇拥着各色鲜花、树木和神话人物。
作为对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评述，金沙选择了波提切利画中的中心人物维纳斯——在中国传统的团扇上，描绘两个没有躯体的维纳斯形象。画面右侧，她立于一扇垂下的竹帘之前，仅可见地上的花朵；左侧，她身后的竹帘被拉开，葱郁的绿地上植被茂盛，一棵树正开着花。这幅作品似乎在暗示男人和女人间的关系可以是封闭的、疏远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温暖的，让彼此之间丰富的情感繁茂绽放。
众所周知，波提切利喜欢描绘盛装、具有明显美貌特征的女人，而这就让他为一位无名女士所做的肖像画更显神秘。至于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并不很具吸引力的女人引发了这位15世纪伟大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至今仍是个迷。画中的女人衣着普通，只佩戴了一串简单的项链，显然并没有显赫的身份。波提切利用柔和的色调在仅有一个窗框的单调背景上描绘了女人的形象。
金沙仿佛对原作中相貌平平的女人心存恻隐，在作品中去掉了她的面孔。尽管他保持了原作中简单的衣着，却给她之前并无装饰的帽子添了一枚珠宝饰品，也把背景换成了更欢快的绿色。除了在她眼前垂悬的诱惑之果，欲望似乎已经绕离了这个不幸的女人；而一支玫瑰，这个爱的象征被丢弃在她面前的平台上。
15世纪晚期的哥特式绘画大师安东尼奥•皮萨埃罗（Antonio di Puccio Pisanello）当时受雇于埃斯特家族，在他最著名的肖像画Portrait of a Princess of the House of Este（《埃斯特王族的公主像》）中，主人公的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迷。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画中人是玛格丽塔•贡扎加（Margherita Gonzaga），她在1433年嫁给了摩德纳公爵，列奥奈洛•埃斯特（Lionello d'Este）。和它相伴的肖像描绘了摩德纳公爵，列奥奈洛•埃斯特。埃斯特是一个有趣的人；他不仅是对兵法颇有研究的杰出政治家，还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但不论这件女性肖像画的主人公是谁，它都是一幅很受欢迎的著名肖像画作品。
在金沙和皮萨埃罗的版本中，公主身穿长袍，衣袖上有双耳花瓶图样，这是埃斯特家族的标志。两位显贵的主人公都以侧面作像，令人联想起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艺术。皮萨埃罗以惯用的角度将公主和公爵置身在开满康乃馨和耧斗菜的背景当中。公主有棱纹的高腰罩袍上还画了一枚杜松小枝。
然而，金沙没有了主人公身躯仅剩衣装的版本比原作更加神秘，公主的帽子旁边都有一只大蝴蝶在飞舞，在西方，蝴蝶被视为贞洁的象征；而在中国，它则带有性、诱惑和危险的暗示。金沙把蝴蝶和马格里特诱人的欲望之果搭配起来，象征了肉的诱惑。而加入了玛格里特著名烟斗的公爵像，则尽显了欲望与贪婪。
安东尼奥•德尔•波拉奥罗（Antonio del Pollaiuolo）的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年轻女人肖像》）同样描绘了一位富有的女性。这幅木板油画的主人公被认为是卢克雷齐娅•兰德里阿尼（Lucrezia Landriani），一个有着不堪过去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吉安•皮埃罗•德拉•弗兰西斯卡•兰德里阿尼（Gian Piero della Francesca Landriani），两人育有两个孩子。人们普遍认为这幅画像是在两人婚后不久所作的，描绘了一个年轻、纯洁的卢克雷齐娅。但是，卢克雷齐娅同时也是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玛利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的长期情妇，两人生育了四个孩子。而公爵本人也因其贪欲，暴虐和残酷的作风而声名狼藉。
两幅作品都是女士的侧面肖像。她穿着华丽的提花丝绒服装。而被去除了身体后的卢克雷齐娅，似乎更加能够表现出她对性、财富和权利的欲望。
金沙的Portrait of a Lady in Yellow（《黄衣女士肖像》）以佛罗伦萨艺术家阿莱索•巴尔多维蒂（Alesso Baldovinetti）15世纪下半叶的作品为原型。尽管肖像主人公的身份仍不能确定，但是艺术史学家们认为她很有可能就是乌尔比诺的弗兰西斯卡•德尔吉•斯塔提（Francesca delgi Stati）。巴尔多维蒂画中的女士以侧面示人，反映出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对古典艺术的兴趣。深蓝色的背景下，女人身着考究的服装。很多人认为女人衣衫上的缎带捆绑棕榈叶和羽毛的纹章设计代表了女人或者她夫家的盾徽。
在金沙的版本中，女人的外貌特征--向后缩的下巴，扭曲的鼻子，剃过的眉毛，和薄薄的嘴唇--全都消失了，只剩下她装饰华丽的礼袍，镶着珍珠的薄缎头巾和珊瑚珍珠项链。
15世纪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在肖像画中多采用平面背景来突出人物的轮廓，这种绘制肖像的方法也曾被中国明清时期的画家所普遍采用。巴尔多维蒂在肖像画Madonna and Child（《圣母与圣婴》）中采用的具有透视和景深的尝试，也引起了金沙的兴趣。在Madonna and Child中，圣母玛利亚端坐着，双手做祈祷状，疼爱地望着圣婴耶稣。耶稣倚在红色靠枕上，正向玛利亚举起他象征纯洁的白色腰带。两个人物身后是葱茏的景观，一条小河缓缓没入远处的风景，非常逼真。
金沙不仅去除了原作中的许多元素，还加入了新的亮点，从而，彻底改变了作品的含义。他的作品中圣母没有躯体，也没有祈祷，反而是正热切地捧着一只诱惑之果。圣婴耶稣被一本打开的祈祷书所取代，书中每一页都画着象征诱惑的苹果。金沙保留了耶稣的白色腰带，并让它穿过耶稣被遗弃的光环，将书中代表着诱惑和贪欲的苹果和真实的人结成一体，暗示了即便是道德高尚的女人也常常在诱惑和堕落中挣扎。
受到15世纪荷兰艺术家扬•凡•艾克的The Arnolfini Portrait（《阿诺芬尼夫妇像》）的启发，金沙的双人肖像展现了他对爱和婚姻的艺术思考。原作是木板油画，诠释了弗兰德斯城市布鲁日里一位意大利商人和他未婚妻之间的婚姻契约。尽管凡•艾克的作品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上层社会的成功商人家中富丽堂皇的室内陈设，但是在金沙作品中他有意去掉了所有外部的陈设细节，只关注两位主人公形象。
虽然两位主人公衣着素雅，但这些服装在15世纪价值高昂。金沙舍弃了原作中人物的面孔和手，只呈现出他们的姿态。商人的右臂成抬举状，代表着权威；而妻子在低处平持着左臂，象征顺从。在凡•艾克的作品中，两人的手握在一起；然而，在金沙的版本中两人之间引以维系的仅仅是一只代表诱惑的苹果。
罗吉尔•凡•德尔•韦登（Rogier van de Weyden）1460年的小幅橡木板油画是金沙的绢本作品“不知名的女人”的原型。这位荷兰画家以为人物创作3/4侧面肖像而闻名。他的作品强调对角线，而这往往是通过人物的头饰或者礼服的褶皱来实现的。
金沙保留了原作中的几何美和哥特式的优雅，没有脸孔的肖像突出了人物的头饰和裙装。雪白的头饰，领口和扣着金带扣的红色腰带与深色的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女人手的地方出现了一枚戒指，一个破碎的刻着正义天平的怀表壳正向她身前的平台掉落。
金沙以16世纪德国文艺复兴艺术家和版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标志性的自画像为灵感创作了同名画像，表达了对这位艺术大师的敬意。丢勒浓烈的、充满戏剧性的自画像描绘的是26岁的自己。画像中，丢勒年轻、自信，目光直射观画人，穿戴着时尚的、色彩鲜艳的衣帽。丢勒身后，越过窗子，能看到一片雪顶山峰罩绿地的祥和景象。
金沙的作品中，人物依然以3/4侧面的姿势示人。一个象征痴迷的烟斗映衬着他空荡荡的衣囊，舍弃了丢勒英俊的面孔和标志性的卷发和胡须，只描绘了他身上的衣着。向窗外望去，人物的背景不再平静安宁；金沙把丢勒原作中庄严的场景换成了自己的，背景中描绘着喷薄有毒废物的远山，象征着背叛与出卖的最后的晚餐的场景也被置于背景中。对比原作中那个英俊潇洒穷其一生痴迷追逐艺术上的名利的丢勒，让人感觉到一丝苦涩。
多米尼哥•基尔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在15世纪创作的肖像画Giovanna Tornabuoni（《乔瓦娜•托娜布尼像》）的主人公在20岁的芳龄便死于分娩的厄运。
在原作中，基尔兰达约像同时期的很多其他艺术家一样遵循着古典艺术的原则：为人物画侧身像，理想化人物的脸，且不画出任何表情。在金沙的画中，人物同样以侧面示人，身穿华贵的金织锦礼服，两袖贴合。女人颈上挂着贵重的红宝石吊坠，头上梳着当时盛行的复杂发型。
背景中的平台上摆放着几件个人物品，左边是一枚红宝石胸针，右边是一本合上的祈祷书，上方悬着珊瑚念珠。人物后面的墙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Martial）的诗句，暗指画中人心灵的善美。金沙在他的版本中换上了节选自圣经的诗句。
菲利普•里皮（Filippo Lippi）15世纪的作品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Woman（《女人肖像》）是金沙最喜爱的作品之一。这件作品是里皮为洛伦佐•迪•兰尼里•斯科拉里（Lorenzo di Ranieri Scolari）和夫人安吉奥拉•迪•博尔纳多•萨皮提（Angiola di Bernardo Sapiti）的婚礼所创作的，金沙和里皮的作品都向观画人展示了社会的现状，不论是彼时还是此刻。
里皮的作品在当时是很独特的：它是意大利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双人肖像；是第一幅把人物置于家庭背景中的作品；也是第一幅透过窗户展示远处景观的作品。
金沙和里皮的作品中侧身入画的新郎凝视着新娘。一块儿绣着新郎家族盾徽的丝缎沿着窗沿垂下。同样侧身入画的新娘，衣冠华丽，皮毛背心里面套着织锦礼服，外加珍珠项链和胸针点缀。新娘的头饰同样饰满了珍珠，尽显奢华。
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年轻的贵族少女只能在自己的家里活动，婚后就只能在丈夫的家里。她们不仅要谦卑贞洁，还要恭敬顺从。里皮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女性所受到的严格管束。而金沙的作品诠释了生活当中充满的诱惑，古今并无不同。在他的画中，新郎面前悬着一支烟斗，而新娘面前的平台上悬着一颗苹果。
里皮的作品中，窗外平静安详的景色多半被新娘的头部和身体遮挡了；而金沙作品中的景色却远称不上安宁，众多破损的船只就要沉没，远处的高山喷吐着废气。
1518年，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艺术家德国/瑞士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为雅各布•梅耶•祖姆•哈森（Jakob Meyer um Hasen）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多萝西娅•坎尼吉塞（Dorothea Kannengiesser）创作了肖像作品。1516年，货币兑换商雅各布•梅耶•祖姆•哈森成为了巴塞尔的第一任市长。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是贵族家庭出身。
金沙和荷尔拜因在作品中表达了相似的艺术关切。他们都不满足于仅仅描画人物的外貌特征。对两个艺术家来说，反映人物的灵魂才是至关重要的。在两个人的作品中都铺满了一层层的象征和讽刺。
金沙遵循勒原作中两位主人公奢华的装束，依旧去掉了人物的面孔和手。市长身后是一排不完整的圆柱，代表着历史的断裂。市长右侧前方的平台上，一张画着苹果的纸躺在一本打开的祈祷书上。对金沙来说，这些元素意味着人性中的诱惑和罪恶。
在给市长夫人画的配对肖像中，描绘了与市长像类似的建筑细节，将市长和夫人的肖像置于同一个空间。镀金镶板和梁柱的残缺。一本祈祷书夹着一页画着苹果图像的纸，合上锁好，放在多萝西娅的右手边，暗示着她已经挣脱了罪恶和诱惑。
比利时艺术家雷尼•马格里特的超现实主义绘画符号在金沙的作品被反复使用。事实上，两位艺术家都认为对艺术元素的复制是一个重要的绘画策略。玛格里特1917年创作的The Menaced Assassin（《受惊的刺客》）尤其启发了金沙。马格里特的原作描绘了一具躺在沙发上的血迹斑斑的裸体女尸。刺客则西装革履，外套和帽子闲在他前方的椅子上，行李箱立在他的脚旁，刚要离开却被留声机中传来的音乐所吸引。刺客听着音乐的时候，他的左右各出现了一位手持棍棒和猎网的男子，随时准备抓捕他。而同时，在尸体后面，三个男人从窗外注视着屋内发生的一切。
金沙的版本舍弃了所有的躯体，只留下了人物的衣服。所有在观察，在等待的男性人物都戴着马格里特标志性的圆顶礼帽--它经常被看作是普通人的象征。三个男人戴着马格里特的太阳镜从窗外观看着一切，身后是排放着废气的山峰。代表着欲望的苹果悬在沙发上被丢弃的报纸上方。一把绘有刀具的中国团扇掉落在沙发一旁，无人理睬。一根白色的丝线，从右边男人的手中蜿蜒到左边男人的脚跟。而失去了脸的刺客变成了被遗弃的鞋子，外套，帽子和行李箱；原本是嘴的地方多了一个烟斗。
金沙和马格里特的作品都很奇特，引人深思，让人坐立难安。马格里特自己提出并回答了这个疑问。他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根本没有任何意味，因为神秘的事物也一样并没有任何意味。它就是不可知的。”
最后一幅展品并不是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启发，而是得益于一位美国艺术家。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创作的American Gothic（《美国哥特人》）揭示了这一艰难时期美国农民的生活。金沙以伍德的作品为原型，阐释了自己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担忧，也对中国的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状态给农民及当下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困境表示忧虑。
伍德曾在欧洲进修，汲取了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特式艺术技法，描绘了一位面色严肃的父亲和他未出阁的女儿的形象。父女二人摆着僵硬的姿势直直地看向观画人。女儿身穿一件19世纪印花风格的围裙，下面是朴素的黑裙，佩戴着一枚简单的浮雕贝壳。她的父亲身穿一件外套，内搭一件工作服，手持一把直立的干草叉，象征着辛苦的劳作。后面房子上看似做作的哥特式窗户其实可以随便在受欢迎的、廉价的邮购目录上买到。
金沙借用了伍德的绘画样式，描绘了一对没有身躯和面孔，在自家门前正面而立的一对父女，父亲眼睛的部位被画上了一副深色墨镜，意味着他对周遭现实的忽视。象征着贪婪和欲望的烟斗和苹果充实了父亲的形象。未出阁的女儿仍然佩戴着浮雕贝壳，然而贝壳上的侧面女像却被换成了一只蝎子，象征着孤立和毒害猎物的能力。屋顶上新增的正义天平摇摇欲坠，暗示着正义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危险状态。背景中排放着浓烈污染的烟囱预示了人类今天和未来所要面对的危机。
金沙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所做的改造、创新和解读是对我们身处的当今世界尤其是对已然变得富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担忧与思考所做的独特和令人惊叹的评述。几个世纪以前，使徒圣保罗也对社会做了类似的考察，他说：“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忘恩负义、背信弃义、只爱享乐。。。。。。”